阎文英看得心寒，“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，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，赢了是应该的，输了却一片骂声。”
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，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。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，再次出发了。
“外国人虽然起步晚，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，非常规范。”田瑛说。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，头脑灵活，牌技长进很快。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，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“吃、碰、杠、和、花”。
2012年，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。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。“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，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，非常精致。”
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，作为中国人，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，发扬光大。
“活一把自己”
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，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。大冷的天，几十口子人，穿得漂漂亮亮，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，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，“那么长时间没见，都想得慌。”
对王桂英们来说，“联谊会”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，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。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，他们玩笑、打闹，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，只有麻将、旅游和快乐。
田瑛说，她打麻将以来，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过去她内向忧郁，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，她越来越开朗活跃，偶尔还抢着讲话。
她祖籍山东，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，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。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，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，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，带大了一儿一女。
这次去南昌参赛，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。而此前出国比赛，也全是自费，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。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，田瑛说，“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，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，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要活一把自己。”
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，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，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。
1964年，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，分配志愿上，他写着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。他背着行李卷，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。从1966年到1992年，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，走遍了祖国“大好河山”。
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。“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，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。”多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故地重游，“几十年过去了，能再看看挺好，特别不一样的感觉。”
南昌的比赛，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，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。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，“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，一张也不给打。”或者“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”。
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，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，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。4天后，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。这两天，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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